说起牡丹，那可是很多人心目中的“国花”，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正式评定，但一百年前的民国时期，牡丹曾被指定为国花（后来又改为梅花）。
如今中国有两个“牡丹之都”，除了洛阳，山东菏泽也在前些年被中国花卉协会评为牡丹之都。然而，论起“资历”，洛阳是当仁不让的“大师兄”，种植牡丹已有一千多年。
中国地大物博，历史悠久，千百年来，为什么只有洛阳被视为牡丹之都呢？这个问题，最好还是从牡丹的前世今生说起。
原本是药材
人们发现并珍视花草树木之美，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。牡丹被文人雅士青睐之前，只能在蛮荒中孤芳自赏，唯一被人注意的是药用价值。
“牡丹”二字最早见载于东汉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其内容大都是上古时期口耳相传下来的，书中说，“牡丹，味辛寒。主治寒热中风……安五脏，疗痈疮。一名鹿韭，一名鼠姑，生山谷”。
除了鹿韭或者鼠姑这两个最古老的称谓，牡丹的别名又叫百两金、木芍药等。《本草经》把草木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，牡丹只排在下品。当时还没人稀罕在山沟里盛开的牡丹花。
直到东晋灭亡后的南北朝时期，一个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注意到了牡丹花，南朝宋的谢灵运（谢玄之孙）在游记里写道，“（永嘉）竹间水际多牡丹”，后世有文人说，花王终于等到了知己。谢灵运死后百余年，北齐的杨子华是第一个以画牡丹闻名的画家。
在隋朝之前，洛阳还没人种牡丹，隋炀帝年间才引进。据《隋炀帝山海记》记载，“帝自（杨）素死，益无惮，乃辟地，周二百里，为西苑……聚土石为山，凿池为五湖四海。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，驿至京师。”
隋炀帝在京师洛阳兴建的西苑方圆200里，几乎是一个缩小版的九州，内有五湖四海，命人进献天下各地的草木和鸟兽。其中，“易州进二十四相牡丹”，也就是20种牡丹花，有赭红、橙红、天外黄、一拂黄、颤风娇等名目。
易州属河北，当时进献到洛阳的牡丹花种类不多，也不成气候。
被唐宋文化送上神坛的花王
唐朝时，牡丹首先在京城长安出名了。据《天中记》记载，唐玄宗年间，一个官员裴士淹在汾州（山西境内）众香寺看见一株白牡丹长得好，就挖出来带回了长安。
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前的唐朝处在太平盛世，也是历史上文化发展的高峰期。裴士淹移栽的白牡丹一开花，很快引起长安缙绅阶层的关注，去他家赏花的客人络绎不绝，有的文坛名流还作诗纪念，裴士淹也写了一首《白牡丹》诗。
于是长安兴起了“牡丹热”，皇宫里也种了很多。如《李太白全集》的序文中提到，“开元中，禁中初重木芍药。”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还记载了唐玄宗李隆基和爱妃杨玉环赏牡丹的盛况。李白诗《清平调》里有一句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”，就是给唐玄宗和杨贵妃赏牡丹助兴。
唐德宗年间，牡丹在长安的身价倍增，如诗人柳浑说，“近来无奈牡丹何，数十千钱买一颗。” 买一株名贵的牡丹品种折合几十两白银。
后来，刘禹锡的《赏牡丹》诗里写道，“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蕖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牡丹美而不艳，被文人誉为“国色”，离“花王”不远了。
唐朝时的东都洛阳也有牡丹，但不及长安牡丹有名。到了北宋，情况有所改变。
古代对牡丹深有研究的文人不少，如北宋欧阳修和南宋的陆游都写过《牡丹谱》，欧阳修的作品影响最深远。
其实欧阳修写的是《洛阳牡丹花记》，包含“花品序”、“花释名”和“风俗记”三篇，堪称古代牡丹研究的权威之作。
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
到了北宋，受五代战乱的影响，长安牡丹已经失去了辉煌。北宋有好几个城市种牡丹，如（山东）青州、丹州（陕西宜川）、延州（延安）、越州（绍兴）等，各有特色，但是都远远不如洛阳牡丹知名。用欧阳修的话说，“（牡丹）出洛阳者，今为天下第一。”
因为洛阳牡丹的品种最多，开得最好。像青州红、延州红都是当地数一数二名贵品种，在洛阳却稀松平常，根本排不进前三名。
洛阳的黄芍药、瑞莲、绯桃等各色花卉也非常好，洛阳人却不看重，一律称之为“果子花”，或者某某花，提到牡丹时却直接说“花”。欧阳修的《牡丹记》里说了，洛阳人认为，天下“真花”只有牡丹，不用带前缀，大家都晓得是说牡丹。
